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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蓬安:大赞中国医改,陈冯富珍晚节不保  

2017-01-18 09:25:3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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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蓬安:大赞中国医改,陈冯富珍晚节不保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近日接受了央视记者专访。专访中,她高度评价了中国医改所取得的成就为世界医改起到示范样板作用,中国医疗队英勇抗击埃博拉病毒为全球公共卫生作出了突出贡献。同时她期待世界卫生组织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和中国展开合作,分享中国医改经验,实现中国传统医学和世界各国的医疗文化交流。(1月15日《央视网》)

 

担任世卫组织总干事超过10年时间,至2017年6月30日将结束任期的陈冯富珍称赞中国医疗队英勇抗击埃博拉病毒那是言之有物,期待世界卫生组织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和中国展开合作也是其尽职的表达方式,但让世卫分享中国医改经验,评价“中国医改所取得的成就为世界医改起到示范样板作用”就不仅仅是言过其实了,甚至可以说一派胡言。

笔者关注中国医改多年,窃以为确实有“大功大德”的地方,那就是让农民及无业市民也历史性地参与到医保中来,成为医保的受益者。但这绝不是什么“医改经验”,因为全民参与医保不仅仅早在发达国家得到推广,很多欠发达国家甚至贫穷国家都早就这么干了,中国在21世纪才这么做,起步晚,推行时间短,目前也仅仅处于探索阶段,有什么经验可谈?

就中国医改而言,即使年年有“好经验”,但过几年又必定推倒重来。原因何在?我相信“肉食者”心里清楚,但不愿说出来。笔者还是愿意做“皇帝的新衣”中的那个小男孩,再来重复一下中国医改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是目前中国医保仍存在“报销比例低,报销范围窄”的问题,百姓满意度并不是很高。若陈冯富珍上上国内网站,看看大陆网民对中国医改的看法,就可以得出较为接近事实的结论。就目前而言,中国虽然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全民医保”,但“深度”仍不够。比如2016年新农合门诊报销比例,最低的仅20%;住院报销比例,最低的仅30%。再比如2016年新农合大病报销比例,最低如省三级医疗机构补助比例仅为55%,很多患者因个人负担过重而不得不放弃继续治疗。此外,因为报销范围的限制,导致自费项目过多,一些特别需要的药品或医疗器械因价格过高、费用过大而无法使用。

二是药品及医疗器械、辅材价格虚高,医改“漏洞”巨大。笔者在六年前曾写下《谁掀掉“暴利药”,谁就是中华民族的恩人》一文,对患者花费比出厂价高出数倍、数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钱用药表达不满。而正是这种“暴利药”,让部分医生变成“药贩子”后,摧残患者身体的“大处方”就难以避免了。我曾经说过,“暴利药”不仅仅让一部分中国人看不起病而“等死”,还让看得起病的那部分人“慢性中毒”,让整个社会抗菌素泛滥,最终甚至影响中国群体的繁衍。而正是因为“暴利药”的长期合法存在,腐蚀了大量的官员和医生,也结成了一个反对“正确医改”的利益集团,这正是各种医改方案必然失败的主要原因。

三是医护人员薪酬改革进展不大,无法形成“学术尊重”的氛围,医护人员缺乏钻研业务的主观积极性。中国公立医院目前的分配体制,说白了还是在“吃大锅饭”。一个刚进医院工作的本科生,与一名顶尖级的专家,工资、奖金差距并不是很大;一名从其它部门调入的医疗“门外汉”任书记,与具有学术权威的院长薪酬同等,这些不尊重知识,不尊重人才的问题不解决,谁还愿意刻苦钻研医疗业务,又怎么能融洽“医患关系”?那又如何提高总体医疗水准?

四是“以药养医”,不重视医术的“畸形”收费方式,恶化“医患关系”。目前各地政府都在宣传医院药品实现“零差价”,但明眼人会问,过去这一块是医院收入的主要部分,取消差价后医院如何生存?实际上,这一块政府还是要补给医院的,但政府也没真的负担这一部分,只是药品集中采购环节的结算方式改变了,医院“以药养医”的实质其实丝毫未变。

实际上,医院最该改革的应该是体现医生价值的诊疗费、治疗费。我有不少专家级的医生朋友,他们在专家门诊时几分钟就打发走一名患者,我发现这也是恶化“医患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患者已长时间排队,本想让专家“好好看一看”,可没和专家说上几句话就拿着处方出去了,心中肯定有被糊弄的感觉。而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就因为没有理顺门诊收费标准,专家与一般医生的收费标准区别不大,不但导致“分级医疗”无法得到落实,医疗资源无法得到科学配置,基层医院门庭冷落,顶级医院却人满为患,专家面对排长队的患者,不得不加速“诊治”,这肯定也是激化“医患矛盾”的重要因素。

五是医生收“红包”现象依然严重,一旦出现医疗事故,就更容易发生“医闹”。医生收“红包”的根源比较复杂。目前那些医术精湛的医生收入与付出不成比例,“吃回扣”、“拿红包”已成为收入的一部分,甚至成为少数医生衡量自身价值的一个重要元素。因此,公立医院“吃大锅饭”的问题不解决,普遍提高医德那纯粹是“白日做梦”。此外,对医生收“红包”行为,尚未形成一种有效的处罚规则,也是极少数医生敢于铤而走险的重要原因。

一般情况下,患者亲属给医生送个“红包”也不是什么特别严重的事,但如果一旦发生医疗事故,那“红包”就会成为产生“医闹”的导火索,相关医生就会备受医术和道德的“双重”谴责,解决起来也就更加复杂。目前“医患关系”已相当紧张,“杀医事件”频繁发生,医生也成了弱势群体,上面要求医院配备警察,但配备警察就真能解决问题吗?我是持坚决的怀疑态度,绝相信“枪杆子可以治百病”。

多年前,笔者曾参加一个有关公立医院改革试点话题的交流会,与会人员绝大多数都盛赞这项试点。但笔者却坚持认为,在没有挤掉药品、医疗器械价格中的“水分”,没有理顺医疗服务价格和医护人员薪酬分配关系之前,靠医保“高缴费”与财政“高投入”支撑的任何医改方案,都必将以失败而告终。

 

而陈冯富珍作为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对乱象丛生的中国医改却大加赞赏,无论是为了迎合某某,还是真的不了解实际情况就信口开河,对于已70岁高龄的陈冯富珍本人而言,都是晚节不保。(我的公众号为“zhoupenga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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